两浙路推广青苗法，之前最难推行、也是效果最差的就是处州。因为这里可种地很少，百姓原本的粮食收成就差，青苗期百姓的确缺钱少粮，但问题却是一旦借了钱后，到了秋收，连正常的赋税也未必能凑得满，更不要说把青苗贷的钱还本付息了。

那时的处州地方官府心里明白，这笔钱万万不能贷给老百姓，于是净挑那些并不想贷、但是却手头有点钱的中农、手工作坊坊主去强行摊派。

再加上地方官府把为了推行青苗法而多产生的各种成本，变着法子算在手续费里，最后还会有黑心的官吏上下其手。于是，最终青苗贷的利息往往就会远超于民间借贷，一些原本还可勉强生活的人家反倒被它搞得赔本破产、卖地卖房。

这便是青苗法在许多地方不得人心的原因所在。

现在，两浙路的青苗贷都交由四海银行来执行。银行当然也不愿意自己放出去的贷款都打水漂啊，所以对于贷款百姓都会有严格地贯彻产业指导的原则，也就是说，必须要为他们推荐足以保证到期还款的生计活路。

这方面，却是要数处州一地做得最好。

因为处州地田地产不了多少粮食，百姓索性也就不在地头动什么脑筋了，全家出动，烧窑的烧窑、铸剑的铸剑，酿酒的酿酒，再加青田新出现的挖石头雕刻，反正秋收时需要偿还的都是银钱，这几个月打工做下来，还本付息那是绰绰有余的。

“一家两家不种粮问题不大，可是整整一州好几个县的人都不种粮，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出现呢？万一再遇上个灾年，别地的粮食都涨价呢？”秦观倒是对这件事很忧心。

“老师放心。”秦刚则安慰他，“我们的海船，把处州的这些精致商品运往南方去，可以卖上一个非常好的大价钱。然后，我们的海船在回程中，只会装一种商品，叫占城稻。”

“占城稻？”秦观一愣，赶紧问道，“可是从交趾以南的占城国传来的一种稻子，据说生长时不挑地方而且产量非常之高？”

“差不多是吧。当然它的不挑地方主要是指在占城所在的那里，而且那些南蛮哪懂什么水稻的精心种植技术，都是稻种往水田里随便一撒，也不去施弄、不去耕耘，照样长得很好。所以，被我们大宋引到了气候条件与他们相似的广南诸地之后，加上我们农民所懂的育秧、移秧、除草、施肥，这些措施都伺弄之后，一亩田一年能熟三次，每次的产量还比一般的稻田都高。所以，现在广南那一边，他们的粮食很多，又极便宜。就算是加上海运的成本，也要比两浙路本地所种出来的粮食便宜三成以上。”

“广南的粮食这么便宜？”秦观听了后，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后，才开口道，“我原本心中一直有一个疙瘩，眼下却有了一个解决的思路想法，徐之你来听听。”

“请老师赐教。”

“这两浙路北部之地，皆为良田。而正因为多有稻米所出，却也束缚住了这里的农民只能种粮。”秦观说的便是润州、常州、苏州、湖州等地的情况。加上漕运之便利，宋时这里已经渐渐开始成为了朝廷的重要粮仓之地，历来将种田之事盯得甚紧。

“只可惜种田获利甚微。不比其它，就算与眼下烧瓷开矿的处州百姓相比，也占不得太多便宜。而实际上，江淮两浙最是适合的推广蚕桑，这植桑养蚕，再及其后纺织出来的丝绸，其间增值百倍，而所产生之利远甚于稻米的种植。”秦观毕竟是撰写过《蚕书》的人，对于植桑、养蚕的各项成本，还有最终剥茧成丝的获益，心中的账目，早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徐之你能通过海运，充实江浙一带的粮仓米市，那么便可仿照这浙南之地一般，让百姓用这青苗贷之钱，去植桑养蚕，虽然少了一些的粮食收成，但这蚕丝之获益，到时只须拿出些许之数，便可购得广南之稻米，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

秦观所提的这些想法，其实自宋以来，在江浙为官的许多人都曾想过。但是他们往往会将这种计划性的指导想像得过于完美。

比如：有人就提出过，最好的“改稻为桑”并非是让农民完全放弃种粮，而只是让江南农民只拿出一部分稻田改为桑田，留下足够缴纳赋税与自食之用的稻田，让多出来的桑田养蚕织绢来实现富民之计。

想像很美好，但问题在于如何精准控制这粮田与桑田之间的比例关系？且不说当时十分低效的调查统计手段，就算是能够掌握住这些数据，想一想到了真正的乡村基层，在贪污行贿普遍的那种环境下，这种所谓的管控，也只能是账簿上的假数字，专门用来糊弄上级，而实际情况，却一定是陷入了各种盲目无序的发展之中。

因为只要被大家真正了解了稻桑两者之间的实际收益差距，既是难以彻底说服那些朴实本份的农民，更是无奈于习惯于偷奸耍滑的地主豪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江浙一带一旦是遇上灾荒歉收之年，它所影响的，就不单单只是这一个地方的百姓吃饭问题。因为这里本身就已经担负了天下很大比例的粮食北输的责任，这样所导致的将会是全天下的缺粮与断粮风险。

而秦刚却提出了一个与新式炒钢法异曲同工的思路：索性就放弃要努力维持稻桑平衡的思路，也就假定江浙一带的田地全部改成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