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体验一番呢。

还是乔襄文走过来施礼道：“在下菱川书院山长乔襄文，想必这位小官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高邮秦承务吧？”

秦刚连忙回礼道：“不敢不敢，学生秦刚，见过乔山长。”

听得秦刚自报其名，众位学子之中顿时一阵低低的惊呼之声，显然是早有所闻。

邹放却是呵呵一笑道：“僖老既有一问，可对承务郎的回答满意否？”

乔襄文却凝神赞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面，都道秦承务少年英才，今日对我等书评之辩，竟是闻所未闻之理，却俱是深明大道之言。只一句‘绝知此事要躬行’，便当为我等学子之劝学良言。尔等可要谨记且谢过秦承务。”

“学生谨记，多谢秦承务！”众学子也皆异口同声地说道。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乔襄文索性散了这场辩论，将秦刚与邹放请入内堂，又让人奉上茶来。

双方再次见礼，又对彼此之间的“承务”、“山长”等称呼来回坚持推托了三两回。

最终彼此妥协，三人皆以平辈见礼，秦刚对乔襄文、邹放以兄而称，两人对秦刚则以“小友”而称，双方各示尊重又不显生分。此事虽嫌繁琐，却是古人交际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不管怎样，在此时，若是直呼对方的本名，除非是非常明确的长辈对晚辈或上级对下级的场合中，那就是极具污辱性的做法。

平辈或地位相等之人，多用对方的表字或自号而相称，比如邹放字不弃，乔襄文号僖老。而未曾及冠的少年，则会以其家族中的排行称呼，又或以名中之字加以“哥”以示亲热。之前大家多叫秦刚为“刚哥”，待其入了秦家宗族后，也有人称之“秦十八郎”、“秦十八”。

而由下对上的称呼则必须要表示出最大的尊敬，这里就会有太多的讲究了：

如果对方是官员，宋朝的官员头衔又会很多，则一定要从中挑选出一个官阶或品级最高的那个来称呼。

前面曾提到毛滂的官阶是左朝奉郎，这是正七品的寄禄官，而他的差遣却是知高邮军，至少正六品，所以，你得称其为毛知军，而不能是毛朝奉。

当年苏轼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而先后知杭州、知扬州。就不太适合称其为苏知州，而要称苏翰林、苏龙图。因为那两个学士头衔可是妥妥的正三品官阶啊。

不是官员的，要尽可能选择一下可以彰显对方身份的称呼，例如山长、庄主，有地位的乡绅可以称其为员外，做生意的不管大小都可称掌柜。

反正称呼高了不会有事，称低了就会得罪人。这与千年之后逢人就称“某总”是一个道理。

之前，菱川书院虽因路途稍远，乔襄文未曾得以参加端阳诗会，但也有当时住在高邮城里的学生在回来后提到过这次诗会的诗魁就叫秦刚。

仅仅不过一月有余的时间，又听闻秦刚因发明水泥之功被朝廷宣旨擢为了承务郞。

此次，邹放听闻秦刚又以牛痘之术防治天花，成功挽救了近千名灾民的性命。由此赶回高邮前去拜访，之后便托人带信给乔襄文，言今日会一同来菱川书院。

所以，乔襄文对于此次见面甚为关注。方才之辩论，倒也并非特意而办，乃是学堂常例，只是恰逢两人到访，乔襄文的那一问却是有心试探，只是不曾想，所得到的答案，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而又令其心悦诚服。

三人便由刚才的话题，又是一番交流。

而秦刚也逐渐明白邹放为何要引荐二人相见了。

这菱川书院的创始人乔竦，也就是乔襄文的祖你，显然是个崇尚孔孟的纯正儒者，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其子乔执中的教育都甚为严格，之后其门下弟子多为成名，而孙觉、乔执中更是高中进士入朝后，累为高官。

乔襄文出世之后，一直在乔竦身边读书，经义文章皆是娴熟，但却思想独特，不同与常人，时与祖父有种种惊人之问答，却独为乔竦所喜爱。

昔日乔竦常对人言：乔家门楣得靠希圣光大，但菱川之学却须看僖老而立。众人皆不以为然。

但是二十年前，乔竦去世前，却嘱托由乔襄文接任书院山长。

乔襄文一无祖父的治学之才，二无父亲的显赫官名，要不是开始几年，书院中尚有乔竦几位亲传弟子帮着打理事务，只恐早已开始荒废。

但是，乔襄文却在学术研习上时时有乖张之举，他先称经义可从孔、孟之书而出，但却不应囿于其学，应有自己的见解；又喜与僧人、道士讨论交流佛法与道经，试图想找到儒释道三者结合的共性之点；

甚至之后他还开始着手革新教学方法，取消了许多过去的学规，而是重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希望通过启发他们的思维，探索新的未知。

就如秦刚、邹放之前进来时所看到的学堂辩论，便是他所倡导的学习方法之一。

乔襄文的这些行为，自然是引起了诸多的看法与非议，尤其是当初留下来的祖父弟子，一直对其进行规劝，之后看到新山长不肯改变，便先后离去。没有了足够的好老师，书院的名声也就渐渐地衰退了下去。

只是乔襄文一直不改初衷，甚至不计学生出身，更对贫苦人